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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述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世书画特征

            (1/13)《西京杂记》出版物封面

            (2/13)汉画像石刻

            (3/13)汉画像石刻拓片

            (4/13)汉代壁画

            (5/13)《女史箴图》摹本局部

            (6/13)谢赫《古画品录》出版物封面

            (7/13)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出版物封面

            (8/13)陆机《平复帖》

            (9/13)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10/13)王珣《伯远帖》

            (11/13)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12/13)马啸天《洛神》

            (13/13)魏晋文书残纸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在人类早期活动中,文字还远未形成以前,就已有了绘画的萌芽。大约在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彩色陶器上画上各种图案花纹,或一些动物的形象。把过去的历史记载和近年来考古发掘中出上的文物对照来看,我国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一.绘画特征

          1949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的一幅晚周帛画。画中描绘的是一位侧身而立的细腰长裳女子,合掌敬礼,左上方为乘龙跨凤升天之像。画家运用强劲有力的细线条,生动地描绘了仪态端庄的女子,矫健腾飞的龙凤,表现了作者的杰出绘画艺术才能。这件帛画的出土,证明了汉代以前的绘画的表现技法是单线平涂,笔墨简略,构图未臻复杂。

          秦汉魏晋时期,对画工和画家作了不少记述。晋葛洪《西京杂记》载,毛延寿是汉元帝时最著名的人物画家,他擅“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当时还有一批善画人物的画家,如刘白、龚宽、陈敞等,但都不及毛延寿。可惜的是至今没有毛延寿的作品传世佐证。

          汉代石刻的表现艺术也是一个重要的绘画发展时期,如画像石、画像砖等存世传世的很多,这也说明了汉代的绘画艺术多以石刻为表现特征。辽宁的辽阳、营城子,河北的望都等地都曾经发现过许多汉墓壁画,这也说明了在汉朝时期的壁画也开始盛行。这些汉墓壁画的表现手法和特点,大都以朴实的墨线,勾出形象的轮廓,然后用朱、青、黄等明快的原色加以点染,具有技法古拙而风格鲜明的特点。

          魏晋南北时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时期。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大画家蔚然并起,他们都继承了秦汉艺术的传统并有了发扬创造。

          张怀瓘云:“顾、陆及张僧繇,评者各重其一,皆为当矣。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

          张怀瓘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三者各有其妙,顾画得其神,陆画得其骨,张画得其肉。神乃言其神韵,骨与肉乃言其形制,从他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是将神似与形似并举的。同时还说明了顾陆张三人各有其独特的绘画风格。顾画中的线条,具有连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和的特点。

          历代画家称顾的用笔“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或是“青云浮空,流水行地”。这也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顾恺之有《女史箴图》作品传世,该作品是他为西晋诗人张华《女史箴》一文作的插图,是我国最早的卷轴绘画,在中国和世界画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陆是顾的学生,画中的线条有连绵不断之状,而被人称为“一笔画”。从文献记载张僧繇作画时,“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这样的表述有点像今天西画的速写画法,后来人们将此种画法与顾、陆连绵不绝的一笔画加以比较,则形成了“疏体”与“密体”两画派。

          随着佛教的传入,他们又受到了外来艺术的影响,在那时的宫廷、殿堂、寺院中的壁画大大的超过了汉代。壁画艺术的表现手法和绘画题材也更加丰富多彩。此时的花鸟画种开始慢慢兴起,人物形像的描绘已达到较高的成就。随后山水画种也开始出现,但那时的山水树石的表现手法还很稚拙,山水只是作为人物画创作的背景衬托,比例上都不很恰当协调。如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中曾说:“其画山水,则群峰若若点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其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绘画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绘画的收藏、欣赏和评论之风也日益兴盛,产生了第一批系统的绘画理论著述。其中南齐画家谢赫的《古画品录》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绘画理论著作。他在《古画品录》一书中对魏晋至南齐的二十七个画家分作六品并加以了评论,尤其是他在该书的前序中提出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转移模写,至今仍然还是我们研究和学习历代绘画批评与创作所遵循的不二准则,一千多年来,对我国绘画创作和绘画理论批评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绘画成就,为我国在后来的唐宋时代艺术高潮的到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二.书法与用纸特征

          纸张作为一种新型的书写材料,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但造价较高、生产工艺落后,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到了东汉的汉和帝时期,蔡伦在前人造纸的基础上,造出了较为方便实用的“蔡侯纸”,纸的使用才开始推广。建安时期,左伯能做纸,精细有光,造纸术又前进了一步。但这一时期的纸张并不足以完全取代缣帛和简牍,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纸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汉末魏晋时期的纸张尺寸一般都不大,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载:“晋令诸作纸,大纸一尺八分,听参作广一尺四寸。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所以那时的纸被称为“尺纸”,用来书写信笺、便条,习惯称之为“尺牍”。因为这种“尺纸”的出现,得以使行草书作为动态书体更加方便优雅妍美地展现出来,后来,尺牍的书法形制大兴,成为了魏晋时期的代表性书法。当时的士人们多以纸张尺牍往来,除了实用之外还方便于书法的相互交流。尺牍不仅是书家文化修养的表现,更能体现其艺术才华。《汉书·游侠传》有陈遵云:“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臧弆以为荣。”庾翼《与王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孙过庭《书谱》云:“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可见当时的人们争相保存的不仅仅是书信纸张的文字内容,更是对纸张上的绝妙书迹心驰神往,奉为至宝。更有甚者,以金求之:“卢循索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

          因此,魏晋时期也是尺牍书法的黄金时代。《后汉书·蔡邕传》有言:“相见无期,唯是书疏,可以当面。”《颜氏家训·杂艺》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谚云也印证了古时虽然交通不便,但尺牍能给千里之外的人带去“面目”的真实写照。夏侯湛有《抵疑》一文云:“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带白,坐而论道者,又充路盈寝,黄幄玉阶之内,饱其尺牍矣。”

          以上典借均说明了尺牍书法在这一时期已达到了空前繁荣,不仅数量巨大,且字法精湛,一些名迹成为千秋典范。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因此,魏晋时期士大夫尺牍书法的兴盛,除文人倡导的因素之外,还与新兴的尺牍材质有一定联系。

          魏晋时期因为尺牍材料的需求,造纸的原料也变得多种多样,制造工艺更是精益求精,而且能够造出种类多、数量大、洁净平滑而又方正的纸张。现代科技史专家曾对魏晋时期近百种古纸进行了检验,最后发现大部分的尺牍书法为麻纸,还有藤、竹等新材料的纸张。潘吉星在《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一书中说:“如果说两汉是中国造纸术的发生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就是造纸的发展阶段。”直到东晋末年,大司马桓温之子楚王桓玄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遂后,纸简并用的时代成为了过去式,纸张也就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书写材料。较之昂贵的缣帛和厚重的竹简,纤薄的纸张在书写上的优越性也是其它材料不可替代的。晋人傅咸《纸赋》云:“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己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曲可伸,能幽能显。”正如晋人所说,纸张表面洁白平滑且受墨,幅面较大、容字较多,体质轻盈、柔软耐折,可随意舒卷,便于携带。除此之外,纸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可以呈现出书法中的笔法墨韵的详尽表达。

          迄今为止,最早的传世法书,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西晋文学家陆机(261~303年)所做的章草《平复帖》。该帖先前曾被杨啸谷先生将其鉴定为“蚕茧纸”(详见《中国纸之研究》一文)。后经中科院自然科学研究员潘吉星先生多次检验,确认该帖为早期的麻纸。因年代久远,几经装裱,纤维老化,致使纸面呈灰色、间米黄色,纸表有部分裂纹。以高倍放大镜观察,《平复帖》的本幅,纸表面纤维束甚多,甚至有成股的麻绳头而未及捣碎的,帘纹不显,似不曾有效地砑光,纸吃墨力差,制作相当原始,与出土汉纸相仿佛。《平复帖》上的墨迹是用秃笔写成的章草(草隶),笔意古朴,是陆机在西晋武帝泰始初年(265~269年)在南方仓促间写的一封书信(参见启功《平复帖简说》)。此帖流传有绪,年代确切可考,又出于名家的手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年份可查的珍贵纸本法书。隋末的虞世南曾在《北堂书抄》卷一○四引《陆云集》中陆云致陆机书云:“前集兄文为二十卷,书工,纸不精,恨之。”则陆机写字属稿不曾用良纸,与文献记载相吻合。这也亦说明了南方的造纸术不及北方曹魏时闻名的左伯纸之精良。

          三.《中国文化报》介绍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种名纸

          左伯纸

          在三国时期,造纸术有了很大的进步。魏国东莱(山东掖县)人左伯,改进了当时的造纸术,《三辅快录》记有“左伯,字子邑,东莱人,擅名汉末,其能造纸”,并对东莱纸的品质赞不绝口:“子邑之纸,妍妙生辉!”

          麻纸

          东晋麻纸,是以大麻纤维为主制成的纸。纸质地坚韧、洁白、耐水浸,是很好的书写用纸。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常用麻纸练习书法。王羲之在会稽任职时,官居高位的谢安写信来要麻纸。王羲之“库中惟有九万枚,悉与之”。谢安是东晋地位极高的朝廷重臣,写信给王羲之求麻纸,说明在当时麻纸也绝非寻常之物。而王羲之在会稽能一次买到9万张之多,也说明麻纸的产量不低。


          麻黄纸

          东晋时发明了将麻纸“入潢”之法,即用黄檗汁将麻纸浸泡,干后,即为防虫蛀蚀的麻黄纸。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太尉桓玄(369—404年)“命平准作青红缥绿桃花纸,使极精”。又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藤纸

          东晋名纸,以野生藤皮为主要原料制成。藤纸主要产地在剡溪(今曹娥江上游,当地盛产野藤),故又名“剡纸”。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杭州余杭由拳村出好藤纸。”藤纸是一种品质极好的书画用纸,在唐代时仍为书画艺术家所重视。“历见言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时人范宁认为“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不过,野生藤皮很快就用完了,藤纸遂不生产。

          银光纸

          南朝时,在安徽的黟县、歙县一带生产一种银光纸,纸质光润洁白,实为宣纸的前身。南齐时,都城建康(今南京)“设有银光官署,齐高帝造纸之所也,尝造银光纸赠王僧虔,一云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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